诗 如 飞 虹 （跋语）
诗 如 飞 虹 （跋语）
正像禅宗六祖的“顿悟说”和“人人皆可成佛”的理论毁了禅宗一样，诗的大众化和自由化也会最终毁掉诗。六祖慧能当然是禅宗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偈子，和“风动幡动”的睿语，一针见血的揭示了佛教信仰的本质特征，那就是一空百空，一了百了，一心清静，万相无扰。在他之后，禅宗有了很大的发展，僧徒大增。但是，他又说：“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他倡“顿悟说”，主张人人皆可成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样，他就将一种需要长期学习与思考磨炼才能实现的人生修养和极高的人生智慧，降低标准，极大简化，蜕变成了人的一点善念与德行，将人类一种十分独特和深刻的人生观思想，演变成了广泛引人向善的社会宣传，这自然也就消隐了信仰与追求，禅宗从此就逐渐消落了。这不能不说是慧能之过。诗也面临这样一种趋势。
诗原本是贵族的产物，是贵族们用于娱乐和消遣的艺术手段。它是人们在相当的文化美学高度对于自然和人情的沉醉、迷恋与惊讶，是如虎的长啸，如兰的低吟，是和风丽日的舒畅呼吸，恶风愁雨的嫣然一笑，是人性的舒展和自由的歌唱。自由和快乐是诗歌的最高境界。东晋兰亭集会，四十一位将军、宰相、刺史、诗人和僧人隐士，他们曲水流觞，咏诗啸歌，遗韵千古。唐代李白春夜在桃李园宴请堂弟，大家饮酒赋诗，谁作不成诗就罚酒。“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皆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宋代陈与义《临江仙》写出唐时裴度在洛阳南午桥庄造别墅，名流欢聚，吟诗作乐的情景。贵族子弟的富有教养和优裕与闲暇才产生了棋琴书画诗剑茶诸多艺术的美丽。他们养尊处优，诗书传家，有条件博览群书，培养性情，发展才华。你知道在东晋丞相王导家出了多少书法家？18人。其他如文学家三曹，三苏，公安三袁，绘画方面米家山水，马远父子，这决不是偶然的。诗的典雅婉丽，总是对于物事有了深刻的体察与领悟，又对语言进行精心制作和琢磨之后的产物。而这一切，没有文化积淀，没有从容和悠闲就无法实现。它与歌有很大的不同。歌可以是民众的曲谣溜调，即兴出口，缘事抒情。那里面即便有些机智有味的语言，但总的说来，粗疏朴陋，缺乏提炼与加工，谈不上高雅和精致，只是适合下层民众宣泄与娱乐罢了。尽管有人提倡朴素清新之美，本色朴拙之美，但如汉隶汉砖画和魏碑那种自然朴拙的艺术，也并非天然，仍是匠人和艺人长期磨炼形成的。任何艺术的朴素本色，都是功夫很高的结果。并且有的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美。两腿泥的农民在田野里是美的，但若坐在北京饭店内，还是洗一洗为好。魏晋人物举止率性，王羲之东床坦腹，王猛扪虱而谈，那是在一定修养之后的事。诗却一定是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人精心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里面有十五国风，风就是民歌，诗经里的民歌有许多是很优美的诗，但那决不是民众口中的原始声音，那是经过了采诗官（中央派下去的文化官员）的选择改造和加工，所以叫“诗三百”，并不叫“诗歌三百”，也不说“诗歌经”。鲁迅说劳动人民创造艺术，如诗歌，就是从伐木工人抬木头时喊的号子“杭吁杭吁”发展而成的。但“杭吁杭吁”远不是诗，至多是歌的雏形。有人认为“愤怒出诗人”，诗“穷而后工”，还有“国家不幸诗家幸”云云，殊不知，在“愤怒”、“穷”、“国家不幸”之前，那些写诗的人，几乎全是贵族出身。陆游愤怒过，喊抗金复国直喊到死，但他的祖先出过几位宰相。苏轼穷过，但是他“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你以为《赤壁怀古》、《赤壁赋》那些优美的诗文真是遭贬的结果？杜甫遭遇了国家不幸，好象是他的幸事，成全了他，使他写了大量反映安史之乱的诗，人称“诗史”，但他的祖与父都是官员，他从小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石壕村的老年夫妇也遭遇了国家不幸，他们一句歌也没有。所以说，诗人能够写出诗来，根本在于他们的文化素养和优裕生活，与“愤怒”、“穷”、“国家不幸”没有必然关系。况且，大多好诗并不是在愤怒、穷、和不幸之后出现的，那样的诗常常激昂叫嚣，感情溢露，也就少了含蓄蕴藉，没有了令人回味咀嚼的空间，就离艺术较远。有个别的好一些，那也是诗人对于社会生活感悟深刻、捕捉机灵和语言功夫高的结果。
诗当然起源于民间，原先可能只是用来宣泄情绪，或者祭祀，从典籍记载看来，后来就被用作反映社会风气和歌颂君王。诗经里所谓的“风”，就是“讽”，上级官员从民歌中体察民情，发现问题，调整政策；所谓“雅”和“颂”，就是赞美与歌颂。屈原《离骚》抒发了个人怀才不遇的哀伤。汉末的民歌和文人诗也走这一路，多反映民生疾苦和尤怨。诗的功能变化和品位提升发生在晋代与南朝。晋代与南朝的人们经历了无数的战乱，目睹人的性命如鸡虫的悲惨现象，他们生出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对于人间美丽与人生享乐的珍视，自然的美开始被赏识，只用于表达审美快乐的山水诗出现。陶渊明和谢灵运、谢 在这一意义上功不可没。谢灵运就是那个很会游山玩水的南朝宋时永嘉太守，他“好为山泽之游，穷幽极险，从者数百人，伐木开径，百姓惊扰，以为山贼”（《资治通鉴·宋纪四》）。他发明了一种登山屐，前后各有活动的齿，上山撤去前齿，下山撤去后齿，十分便当。谢 就是那个南朝齐时宣城太守。叔侄二人都对山水风光情有独钟，写下了风情别具开创时代的山水诗。如果说陶渊明“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写的田园风光还仅仅是抒发辞官归隐的快乐和平淡悠远的心境，那么，大谢小谢就是欣赏自然万相，沉醉其中了，“白云抱幽石，绿 媚清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你看，自然风物，优美绮丽，令人流连忘返。这些诗句中，没有了战乱、赋敛和个人怀才不遇的哀怨，没有了社会现实的尘嚣，它们已经消失了写作的具体实用目的，温文雅丽，清洁精致，纯粹成了供人欣赏把玩的东西，由矿石变成了玉雕，进入了王谢的豪华厅堂。实用价值消隐，艺术价值诞生。只是喜爱山水的诗人在懵懂之中，完成了一件重大的使命，大谢和小谢将诗提高到了审美的艺术境界，他们是我国诗史上的功臣。到了明代，陆时雍在《诗镜总论》中说：“熟读灵运诗，能令五衷一洗。”南朝梁武帝萧衍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研究汉字四声的大诗人、梁代宰相沈约评价谢 ：“二百年内无此诗也。” 有人说他们是“唯美主义”，是“为艺术的艺术”，一点不错，追求“美”，“为艺术”，正是诗的天性与使命。唐代的白居易对于二谢的诗有些生气，他主张诗应学习民歌写法，简单的反映民生。他在二谢的高度之上大踏步后退，却并没有影响唐代众多诗人对艺术境界的追求。唐代的诗可算是我国诗创作的艺术顶峰，堪领风骚的诗人将诗精雕细刻，玩味琢磨，他们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用词讲究，词丽句工，使诗玲珑妙致，优美动听，达到诗艺的极致。尤其他们在诗经四言诗和汉魏六朝五言诗的基础上，发展创造出来的五七律绝小诗，字句讲究，内容凝练，结构精致，平仄对仗，方寸之中，无限江天，实在是无可企及的范本。后来唐诗衰微，随着时代变化，宋代出现了曲子词，就变得大众化和自由了，勾栏瓦肆，青楼茶院，遍唱不绝，品位低下。这时幸亏有大批文化人很快参与，他们的创作极大提高了词这种民间曲子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档次，使得宋词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由走兽变为凤凰，有宋一代，出现了完全可以和唐诗比肩的大量优秀作品，李煜、晏殊父子、欧阳修、李清照、周邦彦，都是与李白杜甫一样响亮的名字（苏轼、陆游、辛弃疾的词并非不好，只是整体相比之下，情绪过强，不够雅致）。但是到了元曲，创作就更加自由，民间俗语可以自由加入，当然也更加大众化。我们知道，元曲之后，诗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后来是现代更加自由的白话诗。随着文化的普及和贵族的消亡，人人都可以写诗，谁都可以做诗人；上流人物欢歌聚会，也没有能力以诗作为消遣，兰亭金谷，春夜桃李，风光不再；再加上诗的功用也逐渐扩大，可以宣传，可以颂圣，可以泄愤，可以骂人（毛泽东和郭沫若都在词句中骂过人，一个说“不需放屁”，一个说“狗头军师张”）。在我国的现当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诗同其他艺术一样，被要求写成歌曲溜调，简单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而文革劫难之后，人们又太多尤怨，或者鼓捣诗歌以外的什么花样。这样，就几乎见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诗了。温文优雅与精致随着贵族的消灭既已不存，可以说，作为艺术的诗这种形式，算是趋于消亡了。
诗是语言的艺术，是具有意境美和凝练美的语言艺术。它温文尔雅，细致精工，不是任谁随便就写作的，而是呕心沥血制作出来的。诗人蘸血来写作，而不是水。诗人性艺双修，诗歌形神兼求，盛气雅言，精雕细琢，胸中有丘壑，笔下起风云。它对诗人有着十分苛刻的要求。它要求诗人对于美丽事物和人间温情有深切而幸福的感动，没有感动就没有诗歌；它要求诗人对于生活和语言有着独特的敏感，没有敏感也没有诗歌。诗人们可以听到树叶伸展、花朵开绽甚至阳光照射过来的声音，能够感觉语词的硬软和温凉，他们用心去感受万物，将心光投射到物相之上，善于迅疾捕捉生活的细节与情感的轻微灵动，然后精心琢磨，将它外化为精致凝练的语言，使字字句句呈现鲜明的景象，景景象象充溢浓烈的情感，字字有物，物物成境，奇物丽象，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暇，惊赏欣跃，咀嚼把玩，回味无尽，常读常新。万物本自然，物我两相隔，我心照它物，物物生光辉。而物之光非自然之光，那是我心之光也。我心之光借物生辉，光彩灿烂。它不是简单摄录生活现象，它折射诗人心中发酵蒸馏的生活映相，它传递诗人独特的情感和趣味。这种敏感由于诗人文化背景与生活阅历的不同而显示诗人的独特的个性与特色，它是诗人的身份证。由于个人性和独特性，使真正的诗歌成为个人的家珍，而不成为公众奢侈的消费品，和其他语言形式不同，它几乎不适宜交流。你一定背诵过王维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除了末二句意思单薄和首二句个别字没有景象之外，中间四句字字出景，景景寓情，诗人观察细致，选取精切，语句清新自然，令人惊赏玩味不绝。而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窗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李白的《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和《听蜀僧浚弹琴》“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西流水，异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你看，诗人情感之光照射万物，物物光辉，鸡黍桑麻，彩云白露，松风红烛，江雪孤舟，景景相相，无不洋溢着诗人炽热的情感，情景交融，蕴藉隽永，锦天绣地，珠玉满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况且短短二三十字，巧妙布局，简洁精粹，选字精当，一字一景，弹无虚发，无可更易。这些都不愧为诗的极品，它们的意境之美与凝练之功，永远给予继作者响亮的提醒。你见过飞虹么？雨后初霁，太阳的光照射到天空一侧的水微粒聚集的云层里，然后经过复杂的折射反射，形成那么鲜艳美丽的七彩弧形光带，高挂长空，雄丽无比，而那一条窄窄的光带之中，含有多少种色彩，主色有红橙黄绿青蓝紫，而它们之间的浓淡变化又该有几十百种！它在雨后的天空鲜艳的高高挂起，给人多少惊奇与激动，多么令人神往啊！诗如飞虹。
人们通常谈及的所谓“诗歌”，大约可分为四类：小提琴——真正具有意境美和凝练美的艺术诗，洞箫——直抒民生疾苦的悲愤诗以及绎理诗，号角——慷慨激昂的叫嚣诗，喇叭——歌功颂圣吹捧的宣传应酬诗。就我不肯迎合的观点看来，只有第一种才算得上真正的诗，如上面提及的几首；其他几种虽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气候，而它们和艺术却沾不上边，它们不过是借诗的仅供摆放赏玩的玉碗，因了某种临时的需要，分别盛了猪食狗料罢了。注意，艺术的东西，仅供赏玩，并不具备实用功能，翡翠白菜你可以去炒吃么？诗的玉碗并不用来盛饭，人的饭食尚不可盛，何况猪狗。这其他几种够不上艺术的所谓诗歌，共同特征在于抒情直接，一览无余，缺乏意境之美，没有诗意，没有回味咀嚼的空间，即便有些较为凝练，也是不美的。直书民生的疾苦，如白居易的许多诗，什么“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余味不永，难以让人反复吟咏。你忙又怎样，农民不忙吃什么？写民生的诗，也可以写得好，问题在于不能直接说出，应借某种景象含蓄表达，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那才有味。杜甫有不少反映战乱和民生疾苦的诗，就写得很好，具备艺术特质，为人称颂。像《月夜》：“今夜 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写远在 州的妻子想念远行的丈夫，深夜不眠，而儿女尚小，不懂母亲为什么不睡，用动人的具体情景来抒发自己思念妻子儿女的凄苦心情，感人至深。还有《旅夜抒怀》的前半首：“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而他的什么“三吏”、“三别”就不怎么样了。表达哲理的诗更是可以不写，你一句道理，即便很新颖，没有景物与形象，也就没有多大意味，宋代的诗味同嚼蜡，问题就出在这上面。号角诗则拍胸脯，捶脑袋，慷慨陈辞，气冲云霄，顶多让人激动一时，起到鼓动作用，时过境迁，自然湮灭无闻。喇叭诗就根本不值一提了，政策宣传，逢迎吹捧，历来为正直文人所不齿。小提琴音色浏亮，音调悠扬，婉转如诉，余音绕梁。比较起来，洞箫过于悲切，号角稍嫌响亮，喇叭则有些刺耳，令人讨厌。现在有人对古典诗词有些兴趣，也作些律诗绝句和词，琢磨平仄什么的，报纸也有发表，但是由于缺乏文化底蕴和胸襟气概，绝大多数充其量属于顺口溜而已，耐心的人读起来，还不如“骑白马，带洋刀”的儿歌有意思。诗首先不是格律要求。大雨丰沛，草木皆露，火山喷发，无触不焚，心物既遇，得意忘形，不对仗，不平仄，甚至不押韵，也是好诗。让我们来拉小提琴吧。
诗为什么要分行？除了它要讲求形式美感之外（许多书籍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将诗横行连排，严重破坏了诗的整齐之美，也影响了欣赏），更是因为它凝练结实，字句饱满，景象充分，气势积蓄，富有能量，要向外放射，这时就要留有空间，字句舒展，使文气能够在行间充盈流行。诗句后面的半行无字，实际上是由诗句的气势贯通充满的，并不是空白，那里飞动着气味、光彩与声音。如果前面的诗句是火，那么后面的空白就热气蒸腾；如果前面的诗句是冰，那么后面的空白就寒气凛冽。在这空白之中，读者感受意味，施展想象，品味意境，享受领悟的愉悦和审美的快感。在很大意义上，艺术的美是读者和观赏者创造的。诗句后面的空白靠读者的想象来填充。如果仍然一字字往后连续写去，那么，结实紧凑的字句里的意味就无法放射和发泄出来，人们一直读下去，会觉挤得慌，会有压抑逼迫的感觉，其欣赏与品味起来就觉得紧张和急促，不够从容，其欣赏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样看来，那些分行写作的所谓的自由诗，还有大多外国诗歌，每一行是否都需要留下空白呢？我看大部分这种诗的行是不需要分的，一直写下去就是了，只要你愿意，因为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拥挤。语言不凝练结实，毫无能量，没有意境，不需回味，一览无余，一点想象都不需要，全都明白，甚至停顿都不用，你留空白做什么，只是耗费纸张罢了，那只能称作分行的散文，而诗决不是散文的分行。
按照意境美和凝练美这样苛刻的标准，其他不说，就唐代诗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不可推敲的。唐人在格律方面的功夫是令人折服的，他们创造的律绝小诗，讲究对仗押韵平仄，使诗成为音韵优美和谐动听的袖珍艺物，大大提高了我国诗的审美意趣和把玩度，将我国诗的创作推向了顶峰。诗就应当这样讲究，才不致于沦落。而这种格律的要求，使得诗人们不知不觉中受到了意境和凝练以外的影响，有人过分追求，以致于以词害意，僻冷晦涩，甚至出现“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贾岛）、“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杜甫）这样意义单薄别扭难解的句子。又有些人在意境和凝练方面的功夫不够，充句凑字，弹有虚发，使诗句变得松散无力，本来就十分狭隘的内存空间又被慷慨的虚掷若干字句，实在令人惋惜。上面提到的王维《山居秋暝》的末二句和第二句就没有提供多少新的景象与情感信息。而杜甫的《旅夜抒怀》的后面四句“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先直述身世，又用设问，意义简单，作用不大，只有末句有分量，也仅为一个比喻而已，直述身世和简单的比喻在诗的创作中并不算功夫。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历来脍炙人口，佳评如潮。但是第三句就没有多大作用，只是完成了过渡，而二十几字的小诗，竟用了四分之一的字作过渡，岂不可惜。有人可能说，用作舒缓语气还是必要的，松弛有致，朴灵相应，这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即便舒缓语气的句子，也应有景出现，以景缓景，一字不空。张继《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第三句也是如此，有钟声就可以了，至于哪里的钟，无关紧要。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前两句简单重复，没有必要。他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前两句整整十个字无非说了一个“登”，而题目里就有，岂不多余！后面四句又简单直白。（杜甫许多诗后半截总是直白浅露，而这一点全被宋人学了去。宋人的诗可称“杜半诗”。）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渔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满襟”，前四句全部无用，标题是“登山”，写了半篇，才登临，太迟了吧，这不是一首好诗。
从这些例子可以明白，我们该怎样用功，才能捍卫诗的大旗不倒，不致于沦落到歌曲调溜的境地，该怎样才能令长天彩虹永远高挂，不致于涣散为山岚雾霭，倾国倾城有林下风的大家闺秀，该怎样才能免于流落至烟花酒楼。
诗和其他许多珍贵的事物一样，不是可以随便大众化和自由化的，不能普及，你大众了了，自由了，普及了，就是毁灭了它。人类应当有许多东西远远的高高在上，成为人们的引领与追求，使大多数人永远无法企及。它绝不降低标准，绝不苟且灵活，你到不了某一层次，你就弄不成，自然也无法享受，如京剧的板眼身法，国画的山水意趣，书法的气韵灵动，如茅台酒，龙井茶。将洞箫还给善人和哲人，将号角还给军人，把喇叭还给官员，把小提琴还给贵族。我们捍卫和弘扬诗歌的的贵族气质,高雅蕴藉，大气舒展，字句讲究，不媚不俗，不粗不猥。高风雅韵的诗歌，久违了，宏伟刚健美丽大气的大唐诗歌，久违了。让民众说“黄莺叫，蝴蝶飞”，“想你想得我心疼”吧，让贵族们来玩味“柳锁莺魂，花翻蝶梦”，“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各得其乐，相安无事。这样的观点可能不会为大多数我所热爱的劳动人民所欢迎，那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办法。天下有许多问题，都不能靠同情来解决。社会正在进步，久违的王谢庭院里，芝兰玉树又要芬芳四溢蓬勃茂盛，那么，不久的将来，诗也会仙颜重展，光彩夺目吧。
（本文写在散文集《旋律飞扬》里，因内容适宜，移在这里作跋语。）
听雨客（董敷忠老师）
于商丘市实验中学
月临轩
2007、4
